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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能源转型的全球趋势，能源转型矿产（energy transition minerals, ETMs）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其中包括钴、锂、镍、铜、铝、铬、石墨、稀土等。这些矿产的储地和产地集中，并与新能源发电、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产业高度绑定，近年成为供应链安全与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

　　在矿产领域里，能源转型矿产属于“新兴”范围，其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技术都有待进一步开发，才能达到“更可持续、更高效、更安全”的标准。此时，技术创新极为必要，但需要克服研发周期长、团队规模小、规模化回报滞后等相关问题。如果资本能以“投早、投小、投长期”的方式参与，则可缓释瓶颈，驱动行业升级。

　　本文以科创投资驱动能源转型矿产的技术创新为题，阐明观点，解析案例，提出建议。

　　能源转型矿产的技术创新涉及多个环节，但以采矿、精炼与分离、材料加工以及回收再生等为主。采矿端的技术创新包括人工智能勘探与分选、直接锂提取、尾矿再利用等。精炼端的技术创新包括稀土分离替代工艺、电化学精炼、新兴合成石墨等。回收端的技术创新包括湿法改进技术、电化学提纯等。技术创新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节能减排，并促进供应多元化。

　　第一种挑战和新技术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有关。它们大部分处于早期阶段，尚未规模化，短期内难以替代既有的成熟工艺。即使少数工艺在示范阶段已展现出效率、环保等方面优势，但其规模化过程仍充满不确定性。特别是，就采矿端的直接锂提取而言，规模化时它将面临高资本投入问题。就精炼端的新型稀土分离技术而言，它须弥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差距。就回收端的湿法冶金工艺改进而言，它在规模化时受到成本约束。此外，为推动新技术落地，产业主体必须积极布局新的价值链，而这有赖外部政策的长期支持。

　　第二种挑战和新技术的标准有关。新技术若以降低排放、减少废弃物等更高环保标准为目标，则成本将更高，规模化进程也将更长。这对采矿端的直接锂提取技术和精炼端的替代石墨净化技术都成立。特别是，纵使直接锂提取技术速度快、效率高，但会增加淡水使用量，而新型合成石墨虽可降低能耗，但其实际环境影响仍受电力结构的制约。在这些问题未能有效解决前，两项技术都难以实现规模化。

　　因此，投资者对这类矿产的技术创新投资态度谨慎。技术成熟度与规模化的不确定性推高了项目的风险溢价，而新技术受到的严格环保监管也使其在短期内难以与既有技术竞争。

　　近年，我国致力于做好“五篇金融大文章”，科创金融位居其首，以推动科技创新。对此，政府更积极完善相关的金融政策体系与创业投资。一方面，主管机关持续优化创业投资“募、投、管、退”全链条制度，通过发展耐心资本、完善科技金融体系以及推动科技创新债券等融资工具，强化技术创新领域的长期融资支持。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设立国家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政策性资本工具，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科技型企业。

　　科创投资的特征在于“投早、投小、投长期”，以此驱动能源转型矿产技术创新。

　　首先，能源转型矿产相关技术会经历实验室研究、中试验证和工程示范等阶段，技术路径有待成熟、商业模式仍在探索，以致融资难度较高。此时，致力于“投早”的科创投资，应对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中试阶段提供风险资本，支持企业开展原创性和关键技术攻关。

　　其次，能源转型矿产领域的技术创新往往由初创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推动，它们在智能采选、绿色精炼、资源循环利用等关键技术上的创新能力强，但资本实力有限。此时，致力于“投小”的科创投资，应对技术前景明朗的小型科技企业提供股权资本支持，助其完成技术验证和产品开发，培育有成长潜力的创新主体，推动能源转型矿产技术创新。

　　再次，能源转型矿产技术创新从实验室成果走向工业化生产的时间周期较长，并涉及设备扩大、成本控制以及产业链协同等复杂问题，需要资金的长期支持。此时，致力于“投长期”的科创投资，应对企业持续提供资金支持，一方面通过产业资源对接、技术合作以及市场渠道拓展等方式参与企业发展，推动技术完成工程放大与产业化落地，另一方面通过连接资源企业、材料企业和终端制造企业形成跨产业链协同，加速能源转型矿产技术的规模化应用。

　　最后，除“投早、投小、投长期”外，科创投资应当在投资过程中嵌入可持续性绩效约束，形成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并举的投资模式。尤其，能源转型矿产虽是低碳经济所不可或缺，但其开采、精炼等过程却会带来负面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其技术突破并不能保证发展路径的可持续性。国际实践表明，一些投资机构已将“可持续性KPI”纳入投资评估。例如，在投前阶段评估企业技术路线的环境与社会影响，在投后阶段持续跟踪资源利用效率、碳排放强度以及循环利用率等，并将这些要求嵌入“募、投、管、退”全流程。通过将可持续性绩效与科技投资相结合，科创投资既能推动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也能避免产业陷入相关争议。

　　目前国际上已有一些能源转型矿产的科创投资，表1列出6个代表性案例。围绕这类技术创新“早期不确定性高、规模化风险大、环境约束性强”的特征，各基金在“投早、投小、投长期”以及可持续性绩效约束方面都形成清晰的科创投资支持路径，以下简要说明。

　　在“投早”方面，六只基金都将资金投向技术研发或早期产业化阶段的企业。其中，第4只基金投资的SiTration处于种子轮阶段，第6只投资的CellMine处于种子前阶段，均属技术验证期。第1、第3和第5只基金在B轮阶段进入，通过支持企业完成技术放大与产业化落地，为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工程应用提供关键资金支持。第2只基金投资MineSense时，企业已进入成长期，但其技术仍处于规模化推广阶段，故投资重点仍为技术应用扩展与产业化推进。

　　在“投小”方面，六只基金都面向小规模科技型企业进行投资。公开信息表明，GeologicAI、MineSense、Phoenix Tailings、Cyclic Materials的领导或管理层成员都在10人左右，CellMine有2名核心负责人，而SiTration则由9名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人员组成。

　　在“投长期”方面，六只基金除提供资金支持外，还通过多次投资与产业资源协同推动企业长期发展。在此，部分基金以持续注资或长期陪伴式投资支持企业成长，例如第1只为企业对接后续轮次投资方，第3只对企业多轮投资，而第5只则以耐心资本形式长期参与企业发展。同时，多数基金更通过产业资源与市场渠道为企业提供非财务性支持：第3、第4与第6只基金都依托产业网络和生态合作资源，支持被投企业商业化落地与放大，而第2与第5只基金则通过企业赋能、管理工具或战略建议等方式，协助企业提升运营能力并扩大市场应用。

　　在可持续性绩效约束方面，6只基金都建立了系统化的绩效评估与管理机制，而部分基金更在投资决策和投后管理过程中引入成熟评估框架。具体而言，第1、第4与第5只基金在绩效评估时参考了国际框架，并结合自身方法形成内部评估体系。其中，第1只将可持续性绩效评估纳入投资全流程，覆盖项目筛选、尽职调查、投后管理及退出阶段。第4只参考了国际可持续影响评估法，并结合欧盟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的不利影响指标进行衡量。第5只构建了企业早期可持续性影响评估体系，并对企业产品与商业模式进行多阶段评估。第2、第3与第6只基金则采用自研评估法，从环境、运营及社会影响等维度对企业发展进行跟踪，而第3只基金更通过绩效指标对企业影响规模、可扩展性、技术替代性以及潜在风险展开评估。

　　目前，我国在能源转型矿产领域的技术创新生态已具雏形，资本也开始在精炼以外的各环节布局。例如，在采矿端，金沙江联合资本、梅花创投等机构投资赣州好朋友科技，支持其通过AI与光电识别技术提升低品位矿利用效率，中金资本投资西安蓝深新材料科技，支持其直接提取锂技术创新。在精炼端，北京瀚天等投资西安蓝晓科技，支持其稀有金属提取分离工艺。在回收端，普洛斯旗下的隐山资本、君联资本等投资恒创睿能，推动退役锂电池再生利用的规模化发展。这些案例表明，中国在采矿、精炼与回收三个关键环节均已出现投资机构对技术创新型企业的支持。

　　不过，从环境与社会影响角度看，上述投资案例虽已体现长期陪伴企业成长的倾向，但整体上仍未形成系统化的影响力度量与管理框架。科创投资决策与投后管理更多围绕技术可行性、市场空间、产能扩张与成本曲线等展开，而对资源利用效率、环境外部性、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废水与尾渣处理、社区风险等可持续性影响，则尚未形成可量化、可披露的绩效约束体系。当缺乏统一指标框架与投后持续跟踪机制时，企业的技术路线选择与工程放大路径仍可能在规模化阶段造成环境压力与外部社会成本。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广科创债等科技金融工具，旨在将耐心资本引导进入科技创新领域，扩大长期资金供给。对于科创债发行主体，资金用途虽已有规范，但项目审核与存续管理却并未将可持续性标准纳入。因此，资本市场通过科创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仍然不受可持续性绩效约束，而这一点在环境敏感度高的能源转型矿产领域尤其重要。

　　相比之下，传统绿色金融工具虽然嵌入可持续性绩效约束机制，但它们主要面向成熟技术领域，强调用途合规或存续期绩效达标。对于仍处于中试与工程验证阶段、尚未形成稳定产能的矿产技术创新企业，这类工具的结构性要求与早期高风险创新投资的“风险-收益”特征并不匹配。由此来看，科创融资强调创新却缺乏可持续性绩效约束，绿色金融具备绩效机制却难以符合科创企业早期发展的资金需求，二者之间欠缺有效衔接，导致科创投资领域出现“可持续性影响真空”，使企业在规模化发展后面临额外的财务与社会成本，影响二级市场资本的接续意愿，也可能影响一级市场资本的退出预期。

　　对此，未来我国应推动建立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性绩效约束机制，将资源效率、排放强度与社会风险等元素纳入投前评估与投后管理，并探索科创债与可持续性绩效挂钩的机制，形成技术创新与影响管理的协同框架。通过将耐心资本高效配置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领域，我国将可从源头避免“先扩张、后治理”问题，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邱慈观，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可持续金融学科发展专项基金学术主任；李小千，可持续金融学科发展专项基金研究专员。）